□　范忠东

再次阅读路遥的小说《人生》，我沉静在书中走不出来，盯着“路遥”两个字发呆，脑海里不断回忆着书中的故事情节……

陕北的黄风好像从纸缝里一阵一阵吹来，那夹杂着黄土高原上的土腥味呛得我嗓子发干，恍惚间看见高加林背着铺盖卷站在村口，脚下是黄土，眼前却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

1982年路遥写下《人生》，把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风，吹进了无数年轻人的心里。知识青年高加林在黄土坡与县城之间来回辗转，一边是脚下扎根的乡土，一边是望向城市的目光，他在身份、爱情与理想里反复挣扎，每一步选择都带着时代的重量。四十多年过去，黄土高原的风早就吹到了今天的写字楼、招聘会和深夜的出租屋里，高加林站在岔路口的迷茫，依然是无数当代年轻人正在面对的日常。

高中毕业后的高加林，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他本以为这辈子的出路就在眼前，可一纸暗箱操作的通知下来，民办教师的职位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了。他愤怒，他感到羞耻，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躺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咬着牙扛起锄头，从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重新变回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就在他心灰意冷时，善良美丽的刘巧珍捧着一颗滚烫的心闯了进来。她敢在大路边上大大方方牵他的手，敢当着全村人的面直白地说爱他。高加林把这颗真心当成了救命的浮木，可指尖攥着暖意，眼睛却始终望着县城方向亮着的灯火。后来，高加林的叔父托关系帮他谋到县委通讯干事的职位。他进了城，遇见了能聊文学、历史、时事政治的黄亚萍。

几乎所有读过《人生》的人，都忍不住要说高加林薄情、虚荣、忘本。可真把你我推到那个站在城乡分界线上的十字路口，谁又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半分犹豫都不会有？谁能保证在唾手可得的新世界面前，就一定不会动摇？谁又能笃定自己一定会选那条一眼望得到头的黄土路？

路遥从来没把高加林写成一个纯粹的坏人。他写高加林在做出选择的那个深夜，一个人在出租屋的冷板凳上坐到天光大亮，满地都是烟蒂，直到滚烫的烟灰落在手指上，他才猛地从恍惚里回过神——他不是没挣扎过，只是那点挣扎，最终还是被对未来的渴望盖了过去。

可命运从来不会对谁的选择网开一面。一封举报信像块冰冷的石头砸进他看似平顺的生活里，所有靠关系得来的光环瞬间碎得一干二净。通讯干事的工作被撤销，城市户口重新变回农村户口，就连曾经和他聊得热火朝天的黄亚萍，也在现实的落差里转身回了南京。他攥了那么久的“光明前程”，最后连一点余温都没给他留下。

高加林在从县城回村的路上，走了很久。快进村时天已黑透，他在村口的土坎上蹲下来，从兜里摸出一根香烟，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烟头的红火在风里一明一暗，他抽完一根又点一根，最后把烟蒂摁灭在鞋底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推开了自家的木门。

德顺爷爷第二天来找他，老人家蹲在门槛上，把手中的烟锅子在地上磕了磕说：“加林，你把巧珍那块金子扔了，你以为你捡起来的是啥？那是草，是泡馍。金子扔到地上，有人捡。草扔到地上，没人捡。”德顺爷爷的话虽然很朴素，却通俗易懂，说得非常有哲理。

巧珍被分手那天，她没有哭闹，站在村口大柳树下，看着高加林的背影慢慢走远了才转过身。眼泪掉下来时，她用袖子擦了一把，吸了吸鼻子说了句“那就这样吧”，然后回家，照常喂猪、烧火、做饭、下地……只是那天晚上，她屋里的灯亮到很晚。后来，高加林落魄归来，她已嫁人。被辜负伤心的巧珍，没有从心里痛恨高加林，选择了不怨也不恨，反而还悄悄求当书记的亲戚给高加林安排个教师岗位，这就是巧珍最纯朴的善良。

高加林最终走到村后黄土坡上，趴下来，十指抠进土里，肩膀一耸一耸地抽。他哭的不是巧珍走了。他哭的是自己折腾了这些年，以为攥住了最重要也是最想要的东西，结果低头一看两手空空，连脚下的根都叫自己刨断了。

路遥在这部小说里隐藏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他要告诉读者：人可以有理想，甚至有野心，但不能丢了脚下的根。这根是什么？是生你养你的那片土地，是做人的良心，是走再远都不能忘的做人本分。高加林丢了巧珍，就是丢了自己最厚实的那部分根。

我们如今在城市的霓虹里奔忙，为了那点旁人定义的“体面”，常常把曾掏心掏肺待自己的人、那些沾着泥土的来路，当成不够光鲜的“土”包袱，随手就丢在了身后。可你看巧珍：天不亮就起身喂猪，手上冻疮裂出深深的口子，缠块粗布就接着下地；爱一个人就把整颗滚烫的心捧到对方面前，被辜负了也不撒泼抱怨，嫁为人妇就沉下心把小日子过扎实。她口中的“认命”从来不是麻木的沉默，更不是消极的逃避，是撞过南墙之后依然选择守住本心，用厚道和善良接住生活所有起落的通透。

高加林最后回到村里，巧珍已经嫁人。脚下的土还是那片土，根却再也接不回去了。路遥没写他后来怎样，小说就那么结束了，像黄土高原上突然断掉的路，前头是沟还是崖，谁也不晓得。

人生之路遥远，莫忘归时来路。只要脚下的土还在，根就还能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