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数字报

　牛学智
　董顺学先生的长篇小说一经完稿，承蒙瞧得起，让我先睹为快了。
　整部小说六十多万字，算是比较长的篇幅了。这样的长度，最要紧的是结构问题，怕散架。但这部小说结构没有这个问题。小说起承转合，非常紧凑。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交替出场，主要情节和辅助情节相互补充、相互参照，恰到好处地起到了推动情节自然发展的作用。最为可贵的是，内容的相互映照中，主与次、详与略、重与轻、喜与悲、温情与冷漠，总是能达到基本的审美平衡，且也能巧妙处理其中的人情合理性、人物时代性关系。
　长篇小说成立与否，人物写得活不活、饱满不饱满，当然是衡量其质量的核心要素之一。但随着时代变化，特别是随着今天读者普遍心律的起伏，如何于快节奏推进中让人物命运抓住读者的心，这显然是一个阅读上的新挑战。该小说做到了这一点，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月亮山下》　　看似用编年体的农村日常生活来表现主要人物，但细琢磨，却已然不是在典型环境写典型人物的方法，这是作者的成功。因为典型环境下写典型人物，作为经典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更加注重的是人物的主动性，很难确保社会制度本身的演变逻辑，也就很难确保人物的被动性。而这部小说中，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实质。通读起来，非但不觉得节奏慢，反而快速地推进了时代社会自身的极端化发展，人物形象也就随着社会发展被立起来了。无论周思甬、齐梦鹭及其家庭成员，还是何凤治、曹庆儿、杨春燕、桃花诸人，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基本都按这个节奏来完成。“节奏”即时间，即读者的普遍心律，这一点很重要。该小说中，作者基本把握住了这一关键点，这是很不容易的。
　　小说语言也颇有特点，在纪实（或非虚构）与虚构之间，整体上呈现为朴实、诚挚和娓娓道来的语言特点。细想，这可能主要得益于作者有扎实的生活经验和厚重的历史阅历。如果没有这些，朴实、朴素的叙述语言，或许就会味同嚼蜡。正因作者心里有欲说还休的内容，不吐不快的欲望，不说不足以平息的激动，那么，朴素、朴实就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了，它反客为主，成了内容。与当前大多数讲究代入感的个人情绪化语调的长篇小说相比，这是最为难能可贵之处。
　　该作品面世，有这样几个点燃读者思索的点，可能会成为这部小说进入再创造的主要因素：
　　1.既然是编年体西北农村社会日常生活叙述，类似路遥《平凡的世界》那样注重农民自发的、主动的理想主义诉求之外，西北农村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更为普遍的、普通的人生遭遇被有意遮蔽了？
　　2.特殊年代，不止西北农村，其他地方的农村也同样有太多特殊身份的知识分子来扎根生活。那么，在现有文学史已经极力阐述过的若干种外来者角色命运之外，西北农村社会中也许有永远算不上主流，但一定是不可忽视的甚至事实上成了未来发展方向的一股潜在力量，他们当时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又是怎么成为当地农村文化结构之重要部分镶嵌在历史坐标上的？
　　3.在语言普遍虚浮、故事普遍夸张的当下长篇小说写潮中，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和消化长篇小说叙述中的言之有物？是无节制放大内心的一点情绪波动，还是拉郎配东拼西凑从而奔某种文学话语权掌握者所许诺的“新”而去？肯定都不是。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月亮山下》的面世，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写作的新姿态和新面貌、新经验？
　　我相信，如果读者真有耐心通篇细读这部小说，即使是文学圈之外的读者，以上好奇心或追问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如果我们先不去牵强地套用各种新潮小说理论，只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者来扪心自问，来评判这部小说，它给人的启迪，则绝不仅仅在道德的满足和一般审美欲望的兑现上，主要在改变人们几成定式的农村社会认知思维上。对于一部长篇小说，哪怕能撬动惯性价值观念于万一，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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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月亮山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