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创痛与救赎的力量
——读《张学东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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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数字报 》（ 2025年02月25日 第 4 版 ）
□张阿尔
《张学东中篇小说集》收录了宁夏作家张学东创作的《一意孤行》《太平年》《炎凉》《无病》四部中篇小说。其中，《一意孤行》讲述的是含冤入狱的屠师傅出狱后寻求自我救赎的故事；《无病》与《太平年》集中展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顾氏三兄妹在遭受各种意外打击之后的困顿与挣扎；《炎凉》则讲述了孤儿雷雷命运的起伏波折。
《张学东中篇小说集》辑录了70后作家张学东公开发表在《当代》《上海文学》《长城》等刊上的四部中篇小说。该书主打作品《一意孤行》，是关于弱者与失败者的自我救赎的故事。
某晚，一女中学生意外溺亡，屠师傅的平静生活因此被打破，两件事和两个人，一个是在临时托付学生的小饭桌“向葵学堂”做厨师的屠师傅，一个是临时托付班的学生陈琪薇。当晚屠师傅被柳苗苗代课老师委托送该女生，而后跟丢，结果悲剧发生。花季女孩香消玉殒，触发了屠师傅沉睡心底的创痛，二十多年前的除夕夜，屠师傅女友在同他约会后回家的途中意外身亡，而他被指控杀了女友。他从狱中出来，已从十八岁的少年变成中年，被冤枉入狱，虽有着太多的委屈，但心里更多是充满对死去女友的愧疚。这种愧疚潜伏在心底深处，作为暗影，左右了他此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他的人生从高考名落孙山，无缘大学，而后入狱二十载。他是一个被自己打败和被社会遗弃的失败者，失败者的卑微和愧疚使他无法面对当下。
正是这一看似重复和带有宿命意味的女中学生意外死亡事件，使他审视自身，无法逃避，沉睡心底的创痛被唤醒。他从女中学生的死亡中看到自己人生的宿命，从死者母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含恨而死的母亲的影子。这逝去的青春，让他深感不安并生出勇气，他试图以一己之力找出女中学生死亡的真正谜底，在“一意孤行”的寻找中，凝聚并放大着他二十余年所受的屈辱、坚忍、悔恨和执拗，他其实是在为自己逝去的青春寻找意义的确证。
借助于罪案，张学东的笔触指向了不尽合理的社会现实：一是司法部门不作为。屠师傅明明已经发现了陈琪薇意外死亡的若干证据，但相关部门不仅推诿，还在电话里严斥屠师傅不准乱说，根本原因在于鹰钩鼻少年的老爸位高权重，才最终导致了陈琪薇事件的草草结案。
其二，屠师傅被逼认罪。在一次又一次的突击审讯和威逼利诱下，他最终违心地承认了，他不得不认命。
屠师傅当年的屈打成招，牵扯出的正是《一意孤行》的冤案，由此，屠师傅成为了一个更具立体感、人性内涵更加复杂的人物形象，作者也将以罪案为载体的现实批判与精神勘探推上一个新高度。
作者给另一部作品取名《无病》，很容易让人想起“无病呻吟”一词，或是女主人公“我”对哥哥心理状态的道德指认，亦可看成是作者或主人公对现实世界的情感体认。
《无病》叙述者这样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后来的事情，都是从这个傍晚开始的。”这个傍晚是哪个傍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推开房门”，发现哥哥“站在紧挨着窗户的那个旧鞋柜上，整个身体几乎贴在窗玻璃上，一只脚已经伸出了黑乎乎的窗外，像是在试探外面的高低和深浅”。
在“我”眼里，哥哥的一切似乎都成了“无病呻吟”。“我”只是一个纯真、纯粹却又颇为糊涂的青年女性，正因为此才会迷住大她岁数很多的老方，才会使老方为了她而义无反顾和奋不顾身。再有“这个傍晚”哥哥的行为只是病理学上抑郁症的征兆，其逻辑上的起点显然可以回溯到哥哥爆头老方因而被报社辞退，及其之后母亲的郁郁而终引起的哥哥的“委顿”；追溯病因，还可能联系到离婚带给哥哥的心境变化，还可能有哥哥一以贯之的性格特征的因素在。
总之，哥哥的抑郁症的暴发并不是这个傍晚之后的事，但叙述者却说“都是从这个傍晚开始的”。正是这种不自知、不公正，使小说具有一种反讽的品格，小说魅力也正体现在这种品格上，不难看出，张学东小说创作的文体自觉及其对叙事技巧的圆熟把握，正是来自于作者独有的观察和个性体验所在。
《太平年》则规避了以往社会问题小说容易出现的不重视写人，作者的笔不是跟着人物走而是跟着问题走等通病，着力挖掘问题背后复杂的人性、社会、历史根源。
《太平年》中的男主人公之所以对妻子家暴，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压力、乡人舆论的压力，也与他从父亲身上承袭而来的暴力基因有关。这种暴力是一种弱者的暴力，当一个弱者无力面对生活的重压时，他会把暴力转嫁给更弱小的身边的亲人，就如同三兄妹的父亲当年经常对他们的母亲施暴，通常也被称作亲密爱人伤害事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家兄妹三人依然是现实中的弱者，即便是曾经在城市有正式工作的大哥，其处境也好不到哪去。哥哥的抑郁症、妹妹的缺乏安全感，及其暧昧的男女关系无疑都与父亲的“遗传”有关。这种家庭症候可以理解为更为宽广意义上的中国农民家庭的症候，也是当下中国城乡症候的集中体现。
一部好作品不仅要聚焦新的社会问题，更要有人性与历史的深度，正是因为达到这样的表现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广度，《太平年》作为一部新的社会问题小说才显示出其真正价值所在。
与以上三部中篇小说关注当下描摹现实生活所不同，《炎凉》作为一篇特殊年代少年成长小说，更多的是描述多舛的命运与人世的沧桑。
故事一开始，可以看出作者无意于为历史作注，描述一个“再偏僻不过的小镇”的时候，已然摒弃了宏大叙事，也无意于给历史去蔽，而是关注叙述本身及其可能产生的诗学韵味，这样的小说可能从某个历史的原点出发，但它所抵达的却是显示在叙事中的趣味、角度和理解。随着“我”的讲述，有一种倔强而悲悯的东西，存在于恒常的爱与痛之中。
作为一个可怜的流浪者，也许从前没有人在乎“我”是谁，就像连名字也没有一样，但是“我”终于不再是我，成为这个陌生之地的他者，从而实现了自我的救赎。小说没有直接书写历史，而是把与人生以及现实的关系作为小说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从而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打破某种带有游戏性质的解构策略。如果反观“我”的来路，在干爹出现之前，在没有那些温暖的灵魂的关照下，“我”并没有迅速毁灭，也没有走向恶，而是倔强地让生命一点点获取希望之光，这才是作家最核心的意图，即发现那一抹人性之光并照亮晦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