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数字报

　　张树荣
　　《春桃》是现代作家许地山1930年以北京城为故事背景创作的一部讲述乡下女子春桃的婚姻情感故事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短篇小说：
　　财主女儿春桃遵父命，嫁给能保护庄里人的神枪手李茂，新婚之日遇到兵匪劫乱，逃难时夫妻离散。
　　春桃流落到北京，为了生存开始找活干。可她既不愿给骚味刺鼻的洋人当佣人，又不能忍受为平常人家当差所挨的辱骂，于是就自己创业，以捡废纸谋生。后来租房时又遇到逃难途中结识的难友刘向高，春桃就留下他帮工，过起了各用所长、平等互助的同居生活，日子辛苦平淡且有序。在与结婚才一天的丈夫失散了四五年之后，春桃与另一个相依为命的落难者建立起了真正的感情。
　　其实就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可大师就是大师，作家笔锋一转，新的情节就出现了。
　　一天，春桃出去捡废纸，却不料在市场路口碰到失散多年的丈夫李茂。而此时李茂却因当兵时的战伤锯掉了双腿，沿街乞讨。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夫妻感情，但侠义的春桃马上把李茂接回家。
　　由此，春桃、刘向高和李茂三人同居一室，同睡一炕。一个是曾经的名义丈夫，一个是爱藏于心的合伙同居人，春桃该如何应对今后的“三人行”呢？
　　春桃从来就不是一个逆来顺受、屈服于命运的女人。
　　作家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在《春桃》里刻画了一个在命运恶浪的拨弄面前稳健地驾驶着人生之舟的强者春桃。面对兵匪战乱的生活中同时出现的两个男人，主人公春桃做出大胆的决定，三人同睡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在“我是我自己的”“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咱”的信念驾驭下，春桃和两个男人开起了三人公司，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命运。
　　他们在难解的矛盾面前，几经波折，终于建立起了新的关系。促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共同的悲惨命运面前的相互体谅和依存，表现了劳动者在生活的重压下相濡以沫的高尚情操和道德准则，也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春桃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仅显示了作家积极的道德审美价值，也显示了作者许地山对劳动人民的真正了解。
　　最后的结局是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两个人都留了下来，看似荒谬，但仔细分析，又觉得这样的结局最为靠谱。李茂的双腿废了，可是春桃不愿意因为这样就和他离婚，有悖良心。而刘向高是她可能已经爱上却不自知的存在。同理，对刘向高来说，他本就缺乏主见，跟春桃在一起之后就事事听春桃的，离开春桃，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他最终还是会回到小屋。
　　春桃是作家塑造的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淳朴耐劳，具有坚强的生活意志，朴实、宽厚、富有勇气。无论对前夫和后来爱人，出发点都不是封建的婚姻观念和怜悯，而是出自内心的正直、善良和对同一命运的人关怀，同时也由于自食其力，促成她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以自己的意志去支配自己的命运。
　　虽然这一人物有些微理想色彩，但作者却不是牵强地把这些外加于人物，而是通过现实矛盾的自然进展加以展示，细节均真实可信。
　　许地山是运用白描手法写作的圣手，短篇小说《春桃》对人物的刻画，是以语言和行为描写为主，基本没有深入的人物心理描写。内容也以日常活动为主，没有涉及任何夫妻生活。这样处理的效果是，既可以避免因描写隐私内容而妨害小说主题表达，又可以让小说淡雅清新而不会落入传统传奇故事的俗套，再就是有写意留白的好处——留出足够空间让读者去想象。
　　作家塑造春桃的着力点，除了她的独立、自强、坚忍和追求平等外，就是她的善良和仗义了。如果说她留刘向高同居还有相互帮衬的意图的话，那她带回流落街头乞讨的名义丈夫李茂，就完全是出自她的本心了，那就是质朴、善良和仗义。
　　1930年的中国，在“西风东渐”的大势下，早已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浸染，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封建礼教日趋分崩离析。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历史巨变，社会风潮改变了旧中国的精神面貌，这一切无不都在这篇小说里打下了深深烙印。《春桃》的结局，表现了作者的民主思想和反封建的意义。
　　《春桃》在艺术上显得圆润而朴实，以一个生活情态描绘的逼真和人物内心活动刻画的细微，表现了作家的艺术功力。《春桃》标志着许地山走上切实沉着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抛开主线不谈，短篇小说笼罩着一种对待生活困苦不屈不挠的韧劲。整篇小说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没有压抑的氛围。主人公春桃的独立、自强，代表着新女性意识的解放，是时代大潮中的缩影，在近代文学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春桃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角色却被赋予上了一种个性独立、追求自由的传奇色彩。1988年，凌子风导演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春桃》，并获得了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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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温度

——读《春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