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劳动往事之打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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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数字报 》（ 2022年05月24日 第 5 版 ）

　　庄电一
　　上个世纪70年代，我曾在距银川不到10公里的国营西湖农场当过三年零三个月的农工。农工就是农业工人，干的是农活。农活，有重有轻，重活消耗体力大，留下的印象也较深。
　　在稻田里打农药，就是我印象中的重活，所以久久不忘。
　　我所在的连队是个新组建的连队，全队200名农工来自五湖四海。这些新农工，男女比例差不多，也都是脚前脚后来报到的，基本都在30岁以下，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我高中毕业来此报到时是18岁，还不算最小的。在我来之前，已有几十名银川市的知青先期到达，他们与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工在待遇上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有两点我印象深刻：一是，他们都住在条件好的砖瓦房里，我们则住在土房里，有不少人住的居然是由原来的马号改成的宿舍；二是，只要有连队卫生员开的假条，他们就可以“泡病号”，工资却一分不少，而我们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农工，则很少有人去开假条，因为这样的假条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不上班就没有收入。当然，因为怕苦怕累而装病不上班的人也不在少数。那时，多数人的月工资都在36元以内，只有排长和个别老职工才超过40元。连队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劳动表现评定工分，封顶的是12分，只有排长才能拿到，其他人都在11.5分以下，最低的仅有8.5分。当然这个评分不是固定的，一般情况下几个月重评一次。也就是说，干一天活只能挣到一块二左右，有些懒人看不上这点收入，所以一有重活就不想上工了。
　　我们开垦的是撂荒多年的土地，所以农田里的稗草、三棱草等杂草特别多，这些杂草不仅影响水稻的生长，还夺去了土壤的养分，影响秋后的收成。为了水稻的高产稳产，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人工拔草效率太低，赶不上杂草的生长，幸好那时有一种农药，既可以杀死杂草，又不伤害稻苗。喷洒了药剂，不出一天杂草就枯萎了。这种农药，在盛夏阳光充足时喷洒效果最好，因为烈日一晒，各类杂草就“性命难保”了，但这就注定了打农药的艰苦程度。
　　打农药是个苦活，总有人找各种借口躲过。因为打农药无须全员出动，“有关系”“脑筋活”的人就想逃避、也能逃避，我没有“关系”，也不找借口，所以每年就都落不下我。
　　为什么说打农药特别辛苦呢？因为一个药桶装满农药就有二三十斤，即使走在平地上往往都不堪重负，而赤脚走在稻田里，一脚下去踩到底，泥水就没到膝盖了，再拔出脚往前走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每踩一脚、每拔一脚都很费力，不仅如此，拿着喷头的右手要左右喷洒，左手还得不停地向下按手柄加压，所以，必须付出很大体力，直到一桶药打去了大半，后背才感觉轻松，但也只能小步慢行，仍然轻松不到哪去。而最让人叫苦的还是炎阳的灼烤。那时，人们在烈日下什么都不干也会汗流浃背，何况背着沉重的药桶在泥水里打药呢。因为背带直接与肉体摩擦，很多人的肩膀很快就磨红了、磨破了，再背上药桶更是格外疼，苦不堪言。
　　正因为考虑到打农药太苦，连队里提供了一点必要的服务，不仅派专人在田头配置农药，而且派人把烧好的开水送到渠边。因为打药太累、流汗过多，人们都是打完一块田，就到渠边喝水并借机休息，常常有人为抢水喝而闹不愉快。有的人从稻田上来就坐下休息，久久不肯再下田，直到排长催促再三，他们才重新背起药桶。
　　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南方姑娘，第一次干打农药的活，原来不知道这个活有多苦，结果第一天就尝到了滋味。这天，她在我旁边的一块稻田里打农药，一开始还是“相顾无言”，没过多久，我就听到她吼了一声：“我不活了！”我循声看去，只见她不管不顾地坐在潮湿的田埂上，连药桶都没有摘下来。听见她的哭声，我走到她跟前，笑着对她说：“这有啥？不就是苦点、累点嘛，也值得你这样。十几天的活，挺一挺就过去了，快起来吧！谁也不会一辈子都干这样的活。”哭了一会儿，她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就站起来继续打药。第二天，我在稻田里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回望历史，古圣先贤几乎没有一位是一帆风顺的，差不多都经受过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炼。古代思想家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几句话，一直是我激励自己的格言。我虽然是个普通人，既没有承接什么“大任”，也没有什么突出业绩，更没有创造什么奇迹，所受的那点苦也不值一提，但我确实是把艰苦当做磨炼自己的教材，当做不可多得的人生体验，也正是这种信念，驱使我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越难越上、越挫越勇。
　　在农场那几年，我从没有怕过苦怕过累、无论什么情况都没有旷过工，这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也是我可以向他人炫耀的。当然，我之所以要写这件事，是因为我常常为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怕苦怕累、贪图安逸、知难而退而感到忧虑，也希望通过“现身说法”对他人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