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农田水利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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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数字报 》（ 2022年03月01日 第 5 版 ）

　　庄电一
　　人的一生可能不只一个故乡，因为各种需要而流动，甚至定居在故乡之外的也大有人在，这样许多人便有了第二故乡，辗转流动多的人，甚至有第三、第四故乡。“年深外境犹吾境”，因此，有些乡愁不一定是留给第一故乡，有人留给第二故乡的思念甚至多于第一故乡，我对此深有体会。
　　宁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到宁夏落脚的第一站，是位于银川市北郊的国营西湖农场。我在宁夏生活了47年，通过高考离开当年的农场，也有43年了。虽然我在农场工作、生活仅有3年多时间，但那里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也让我常常泛起特有的乡愁。其中，记忆最深、回忆最多的是农田水利大会战。
　　那时，有一句话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兴修水利不仅是许多地方的当务之急，还是他们要打的“持久战”。1974年12月，我到农场不久就赶上了农田水利大会战。
　　国营西湖农场是在军垦农场、劳改农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初创时期，原来的大部分土地都已荒芜多年，灌溉系统更是年久失修，丧失了耕作的基本条件，农田水利大会战便成为首要任务。因为农忙季节要不违农时、抓紧生产，所以农田水利大会战便选在冬季，各连队也都派青壮年农工参战，有时甚至是全员出动，主要任务是修渠、清淤、开挖新排水沟。其中，挖沟的任务量最大，也最艰苦。我参加的那次大会战就是开挖新的排水沟。当时，冻土层已有半尺多厚，这就需要打眼放炮，先炸开冻土层，然后才能开挖。
　　农田水利大会战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员密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安装在各处的高音喇叭不断播放水利大会战的意义，随时报送工程的进度和工地上的好人好事。
　　我第一次见证这样的场面。我所在的连队也不甘落后，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连队便将三人分为一组，每组挖一段，按一个壮劳力、一个女农工和一个“体力较弱”的男农工搭配，这样可以取长补短，确保进度均衡。因为挖到沟底时，一锹土必须扔到五六米的高处，才能保证不会滚落下来，而一般人没有这样的体力，这就需要有人站到高处再将这些沟底的土再向上倒一次。这样的活，我干起来有些吃力。我在小组里属于“体力较弱”者。那时，我只有18岁，身板单薄，且刚出校门，以往也很少参加这样繁重的劳动，所以这对我是个不小的考验。
　　工地上每天都有争先恐后的劳动竞赛。年轻人都争强好胜、不甘落后。尽管已经是强弱分工、男女搭配，但十个指头有长短，也难以达到力量均衡，所以施工进度的差距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有的区段已经挖到了沟底，有的区段还在“半腰”上“晃悠”。进度快得很自豪，欢声笑语不断，有时还会得意地炫耀、嘲笑落后者。我所在的小组属于落后者，虽然两个合作伙伴都没有说是我拖累了进度，但我却很敏感，一直感到自责。于是，我采取了自罚行动，吃完午饭也不休息，一个人到工地挥锹大干。放眼整个工地，只有我一个人在挖土，等其他人都上工时，我已挖掉了大量土方，我们小组的进度也追了上去。同组的两个人对我的举动颇感意外，我只是笑笑：“反正没事，我就先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干？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加班来弥补体力的不足，不想让人觉得跟我连组吃亏。
　　工地上架设的高音喇叭，不仅营造了大会战的热烈气氛，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开始我还漫不经心，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但当听到播音员说：“下面播送某队某某某的来稿时。”我便开始留意了，听着听着，心里就有了一种冲动：“这样的稿件，我也能写呀！”有了想法，就有了行动。虽然干了一天重体力活已是筋疲力尽，但我一回到宿舍，就趴在床上写。很快，我就诌出了两首“诗”，准备送给工地广播站。我不想声张，也不敢让同宿舍的人知道，因为我没有把握，也怕别人笑话。
　　经过打听，我找到了工地广播站。广播站设在一间不起眼的旧平房里，条件十分简陋。里面只有两张桌子和播音设备，好像连火炉子都没有。我是吃完午饭溜过去的，当时里面刚好没人，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看到窗户有个破洞，我就将稿件折叠一下，从这个小洞里塞了进去，整个过程没有人目击。第二天，我照样到工地上干活，当然心里也有那么一点点期待，渴望会有“奇迹”发生，所以特别留意大喇叭里广播的内容。听着听着，突然听到广播员报出了我的名字，接着又播出了我的“诗稿”。认识不久的农工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我，充满疑惑地问我：“是你写的？”“你还有这两下子？”我点点头，心里美滋滋的。仿佛是受到了鼓舞，我又在工地上留心观察，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成了稿件，继续投稿，都如数播出了，采用率还是蛮高的。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采用率，是因为向广播站投稿的人很少，除了各连队组织采写的稿件之外，自由投稿的大概只有我一人。
　　因为水利大会战特别艰苦，所以每人每天额外增加两毛五分钱补贴。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盼望工程早点结束。而我因为惦记着投稿，却跟大家的想法有所不同。过了几天，我又去广播站投稿，发现广播站不仅依然空无一人，而且里面的播音设备也都不见了，原来工程快结束，工地广播站也随之撤销了。我失望而归，怅然若失。
　　我给广播站写稿，完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人给开稿费，连队没有给我任何报酬，也没有其他方面的奖励，但自此以后，我却留下了一个“能写”的名声。不久，连队指导员张文范让我当记工员和通讯员，连队的总结、汇报材料，就都落到了我的手上，我还因此参加了自治区农垦局的会议，让我受宠若惊，也自豪了很久。我当业余通讯员的历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也许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在成为专业记者之后，才没有感觉那么吃力。特别是没有在地方媒体的从业经历，却一步踏入中央媒体的大门，我却没有丝毫胆怯，心中反而有那么一点自信，此是后话。
　　我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第二年，荒芜多年的撂荒地，都在我们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灌溉、排水都畅通的稻田，长出了绿油油的稻苗，结出了饱满的稻穗，大片土地的自然风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离开农场后，我曾几次故地重游，寻找当年劳动的遗迹。后来，那里又变成了渔湖，当年的痕迹也都荡然无存，原来的农场也因扩展湖面而变成了旅游区，就连西湖农场这个单位也不存在了。在感叹时光的流逝、时代的变迁时，我心里涌起了一丝莫名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