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数字报

　　庄电一
　　1991年，徐光春自新华社调入光明日报社，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他在光明日报社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光明日报社工作之前，徐光春曾就新闻宣传方面的问题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写信，提出颇有见地的建议，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充分肯定，所提建议也向全国相关部门转发。在报社工作会议上，他针对当时新闻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新闻宣传要有“十二个变”和“十二个不变”。徐光春不仅有创新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实践。建光明日报采编大平台，就是在他提出“十二个变与不变”之后，推出的一个重要改革举措。此举对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记得当时有很多新闻单位纷纷前来光明日报社参观学习。
　　其实，徐光春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新华社安徽分社当摄影记者时就很有创意，也有很突出的表现。同样当过新华社摄影记者，并与徐光春长期保持联系的吴文彪，至今还记得徐光春40多年前拍摄的系列报道《谁是林森？》，曾经全国大大小小许多报刊采用，在全国引起了非同寻常的轰动。近日，他再次提起这段往事，仍然对徐光春钦佩不已。正因为徐光春本人就是一名优秀记者，而且展露了领导的才华，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先后在新华社安徽分社、上海分社、北京分社担任领导工作。而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则表明中央对他的进一步重用。
　　徐光春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期间，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报道。我自己一些有影响的报道，如《是是非非话收费》《同心县邮电局为何掐县机关电话？》《农村召唤“话匣子”——同心县广播站只剩三只喇叭》《迎来送往：基层难堪事》《西北这么穷，为啥还要铺张？》《会议开支有谱没谱？》《“媚下”也是一种腐败》《宁夏成了垃圾场吗？》等“锋芒毕露”“刺刀见红”的稿件，都是在他在任时发出来的。我想，如果没有报社领导，特别是徐光春的支持，我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写出如此之多针砭时弊的报道和文章。
　　推出“每月聚焦”，也是徐光春的创意。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的“每月聚焦”影响也不小。记得首篇是翟惠生与方江山合写的《部长同志，您的办公室挂国旗吗？》一炮打响，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紧接着，陕西记者站的凌翔采写的《黑米专家的困境》也引起全国各界的密切关注。此后，每一个“聚焦”都成为社会一时关注的焦点。“每月聚焦”，是徐光春倡议推出的栏目，他自然也格外重视。每一次“聚焦”，都是他亲自审定、亲自策划、亲自指挥。每次“聚焦”，都是按一个战役来策划、实施的，都不是发一篇稿了事，而是“穷追不舍”，连发多篇，直到解决问题、达到预期效果为止。
　　看到好几位同仁在“每月聚焦”中大显身手，我也跃跃欲试。终于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了题为《乱贴乱画已成银川公害》的重头报道，而且相继发出了《本报聚焦引起社会各界广泛注意》《银川高度重视本报批评，安排全面清理乱贴乱画》《清查乱贴乱画，银川抓出成效》等多篇后续报道，其中有披露、有督促、有推动，也有表扬。其间，我还与时任银川市市长韩有为等人一起上街清理这些“城市牛皮癣”。此举也算是我“小试牛刀”吧。
　　徐光春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期间，报社抽调各记者站和各部门的业务骨干组成重点报道组，专抓重点报道。我采写的《“中枢”在变革——国务院精简机构和转变职能记事》，题材重大，是光明日报的独家报道，也是我采写的最大的题材，产生了很大、也很久的影响。
　　徐光春不仅亲自指挥记者采访，而且常常亲自动手修改稿件。记得我写宁夏话剧团那篇通讯，原稿没有小标题，但见报稿上却有了小标题。看到几个小标题都堪称画龙点睛，我便好奇地问总编室编辑：这几个小标题，出自哪位高人之手？得到的答复是：徐光春总编辑亲自加上去的，这让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1992年9月2日，宁夏有关部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的新书《行行重行行》举行出版座谈会。当时，我因为刚好在报社值班，便应邀前去采访。在现场，我仔细观察、捕捉细节，打破惯例写了一篇新闻速写。以往，这类活动很难见报，一般也不会在重要版面、突出位置刊登。所以，对这篇稿件能不能发出来，我心里也没底。出乎意料，这篇稿件不仅发出来了，而且是以不小的篇幅在头版发出来的。据说，这也是徐光春拍板的。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徐光春多次在报社相关会上对此给予表扬。他说，类似活动许多记者经常参加，但多是以一二百字的简讯交差。你们看看庄电一这篇稿件，写得多么生动！我们就是要为这样的稿件提供充足的版面，把它放在突出的位置。这篇特写的写法，也值得年轻记者研究、学习、借鉴。
　　徐光春虽然“贵”为部级领导干部，但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在报社内，几乎所有人都以“老徐”称之，几乎没有人喊他“徐总”或其他官衔。作为总编辑，徐光春无疑是特别忙的，正因为如此，我基本没有打扰过他。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没有进过他的办公室，也没有与他深入交谈过，更没有与他有任何私人交往，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我的关心和鼓励。1995年1月，《宁夏日报》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宁夏著名诗人、高级编辑秦克温写我的报告文学《为了这片黄土地》，徐光春、王晨两位报社领导非常高兴，分别做出批示，要求本报“东风”文艺副刊转载。
　　徐光春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不仅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而且有点子、有思路、有创意，懂政治，也讲政治，善于抓大事、谋全局。他的这个特点，不仅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时有突出的表现，而且此后在几个重要领导岗位上都有鲜明的展示。
　　离开了光明日报社，徐光春也走上了更大的人生舞台：先是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又兼任广电总局局长。2004年12月，有一条消息引起全国的关注：记者出身的徐光春调任河南省委书记。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很少有这样的先例。徐光春上任不久，我按中宣部的安排率领中央新闻单位采访团赴西北五省区采访，其中一位常驻河南的记者在闲谈中说到了徐光春。据他透露：最初，有些河南人士对徐光春的工作能力还有怀疑，认为不该把一个大省交给一个从没有在地方党委、政府任过职的人来统领。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省委书记不简单，是个干大事，也能干成大事的人！为了改变外界对河南人的误解和偏见，他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几件事我都有很深的记忆：2005年，在浙江温州务工的河南籍民工李学生在火车轮下救出两个儿童英勇献身，徐光春立即推动各类媒体宣传，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他到河南上任不久，就利用到北京参加“两会”的机会，专门看望在北京务工的河南籍农民工，产生广泛的影响；此外，在河南新郑举行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是徐光春在任时升格的，他还在大典上亲自恭读了《拜祖文》……这些持续的、一系列的努力，对树立河南的良好形象、改变人们的偏见和误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徐光春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在光明日报社工作4年多时间，就对《光明日报》和光明日报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他在河南工作仅仅5年时间，也对河南产生深厚的感情，也真的把自己融入其中，对此，我虽然没有身临其境，但也有耳闻。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了解到，他在卸任后还通过《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演讲继续“纠偏”。为河南正名、为河南扬名，是他一以贯之的信念，也说明他对河南一往情深。在离任多年后还能获得“轩辕奖”，对他来说也算是实至名归了。一位常驻河南的记者不止一次谈道：徐光春不仅要求自己严格，而且对身边人也有严格的要求，从不搞任人唯亲那一套，所以，他在河南有很好的口碑。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退休后，徐光春又担任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等重要职务。虽然年近八旬了，但他的演讲活动仍然不少，也常有重要文章在重要报刊上发表。每次发现他的文章，我都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由衷地敬佩他的情怀和学识。
　　要说与他的联系，那还是他就任中宣部副部长不久的时候，而且是仅此一次。当时，我的第二本书《艺苑飞鸿》已经编好，宁夏文化部门一位负责人已写了序言，但责任编辑希望我邀请在全国有影响的人再写一篇序言，借以扩大出版社和这本书的影响。我忐忑地请徐光春副部长撰写序言，没想到，仅仅过去几天，他的秘书白建国就打电话给我：“老徐给你写的序已经写好了。怎么给你？”因为书已经编好了，就差这篇序言了，我就告诉白建国：“你马上传真给我吧！”我一看，传过来的有四五页，全是手写，个别地方还有改动，一看那熟悉的笔迹，我就知道完全是出自他本人之手，没有任何人代劳。因为他写的序言好，具有很强的指导、启发作用，又因为他在文中有“借《艺苑飞鸿》的问世，谈一谈对庄电一其人其文的认识，也对活跃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记者朋友提点建议”之语，我便“擅自”加了个《好记者需要哪些品质》的标题，推荐给了《宁夏日报》《银川晚报》，结果都很快刊登出来了。
　　自此以后，我与徐光春就基本没有联系了，但从许多反馈的信息中，我发现他依然在关注和支持我，也肯定了我的探索。那时，作为中宣部分管新闻宣传的副部长，他常常参加相关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宁夏参会的熟人在返回银川后碰到我，曾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向我透露：“徐光春副部长表扬你了！”在他们看来，一位中宣部副部长，对一个记者如此熟悉、如此关注、如此褒奖，确实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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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光明日报》原总编辑徐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