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数字报

　　张树荣
　　原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戴大全于2016年2月4日永远离开了我。先生远去五周年之际，我再次回忆起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
　　戴大全祖籍湖北武汉，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因种种原因，不予录取，痛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戴大全青春勃发，人生的羁绊没有阻挡住他对生活的热爱。他投身社会去磨砺自己，先后干过翻砂工、工厂教员。后来，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踌躇满志的戴大全毅然决然，满怀一腔热血，立刻报名到这个“广阔天空”里去锤炼自己。大西北就这样迎来了一个俊秀儒雅的书生。
　　在贺兰山下的宁夏建设军垦暖泉农场，戴大全经受了从繁华的首都到偏远西北戈壁巨大的环境反差，包括生活方式、文化差异的严酷考验与情感纠结，一待就是11年。11年，种地、挖沟、筑路、开渠。“我愿做戈壁滩的一棵红柳，扎根在祖国的边疆。”这是他写在日记本里的豪言壮语。在这里，他结婚生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黄土高原的粗犷博大、凝重浑厚，锻造了先生刚硬的性格、刚健的文风，养育出他刚烈坚韧、豪爽豁达的文人风骨。1976年10月，戴大全被选拔调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
　　屈指数来，我与戴大全交往近30年，初识是在1987年8月。我从财经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一家银行设在长庆油田矿区基地的办事处工作。那时，文化生活还很单调，广播是我能接触到的时间最长久、机会最多的媒体。工作后，我买了收音机，尽管工作很忙，但坚持每天收听广播从不中断。
　　听广播久了，就有了写稿的冲动，便给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去信“探路”。而每次都能收到电台的回信，回信也总是用蘸水笔书写得潇洒大方的同一个字体。后来和戴大全熟识后，才知每次都是他亲自复信。一封封信，让我这个偏僻农家出身的学生娃感到无比亲切。对他来说，帮扶年轻人，这只不过是他的职责罢了。
　　从那时起，我便与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与戴大全的联系再也没有中断过，也从此开始结下了不解的师生情缘。
　　那时，我可能也有初生牛犊的劲头，每次到银川办事，都拿着自己的习作，来到办公室里请他指教。记得在1988年初夏的一天，我又拿着自己的习作去请教，他对我的习作边看边点评，神情喜悦，之后高兴地对我说：“你写东西有灵性，进步很快。”他说，写作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既靠天赋，更靠勤学苦练。他这种热心哺育、诲人不倦的精神及正确而严格引导的话语，使我顿觉眼前一亮。
　　在我与戴大全交往的近三十年里，我耳闻目睹了他诚挚待友、重义轻财，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又不愿以师长自居的长者的风范。记得是1999年11月份，戴大全来青铜峡参加新闻宣传表彰大会。会后没有搭乘单位送他的专车回去，而是留下和我长谈人生，谈我们曾经的梦想，谈自己为梦想付出的青春与生命。第二天走时，我要租车送他回去，他嗔怪我：“班车这么方便，多花那钱干啥！”不由分说执意坐上了长途班车。
　　戴大全刚调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时，做节目《新闻》责任编辑，胸怀全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后来担任群工组组长，足迹踏遍宁夏山川、黄河两岸，发展、培训了一大批通讯员。戴大全以他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深邃的思想、宽阔的视野，辅导通讯员，使基层通讯员每每有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之感。每次讲课，戴大全看似即兴发挥，其实都提前做了周密细致的准备，逻辑清晰，条理分明，语言风趣幽默，通讯员听得兴味盎然，心领神会，效果倍增。听过他讲课，受其熏陶者，不计其数。他扶掖过的通讯员，如今多已成才，有的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而他们当年很多如我一样，尚处寒微未显之际。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纯粹是出于自己对宁夏广播事业和老一辈广播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戴大全十分关心广播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心广播界年轻人的成长，对宁夏广播的历史如数家珍，对广播的未来也寄予厚望。虽然他担任宁夏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被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聘任为顾问，但他视名利如身外之物，彰显了高尚的道德情操。退休之前，他还带领着年轻的编辑到全区各市县搞广播听评调研，发展通讯员、听评员队伍，在时任台长马洪真决策下，组建了听评员队伍，以听评促节目质量提升，并创办了《听评信息》，担任执行主编。
　　戴大全退休后，被宁夏广播电影电视局聘请发挥余热，参与编辑《宁夏通志·文化卷·广播影视篇》。我清楚地记得，在银川市北京东路原宁夏广播电影电视局简陋的办公楼二楼的一个阴暗潮湿的资料库里，我去看他，他为了一个事实的定论，戴着老花镜，在一堆资料里“众里寻他千百度”。我定睛细看，先生的腰板还挺得很直，尽管身体消瘦，但精神十足。在与他交流的过程中，他的思维还十分敏捷。他渊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宽容的精神，给我留下古君子之风的长者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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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忆恩师戴大全